2013年6月30日 星期日

祖國興亡,在此一戰(二)----明治的前時代,所謂的江戶幕府


  坂上之雲裏的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和正岡子規三位主角,他們的人生幼年期都遇上了一個日本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期,一個名為明治維新的時代。這三位舊時代的武士,因為時代的要求,而成為了新國家日本的國民。

  明治維新,締造了日本從一個東洋農業小國轉身成為列強的奇蹟。但明治維新,同時也是一個日本社會出現極端轉變的時代。





   明治時代之前,是維持了265年的江戶時代。江戶時代是以位於江戶的德川幕府為最高權力中心,及其他所謂「三百諸候」的大小藩所組成的。所謂的幕府將軍,並不是封建制裏的絕對君王,而更像是聯合軍事政權的盟主。也就是說,其實將軍家也算是「三百諸候」裏的一員,只是德川家擁有從朝廷得來的最高官位權威,和最強的軍事實力。而這也是德川家的權力來源。
    三百諸候這個詞,是日本由漢學裏引用出來的中國外來語。其實所謂的諸候,本來是由皇朝中心所分封出去的各地封建領主。但是在日本,自從鎌倉時代的武家政權崛起之後,在各地的軍事領主,其實是和王朝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武士。更正確來說,武士本來就是為了反抗以天皇為中心而有名無實的朝廷權威產生的存在。簡單的說,武士就是在各地為了維護自己土地和經濟權利的私設武裝團體。後來才因為武士的力量大到影響朝政,甚至凌駕超越了原來的貴族和皇族,才受到朝廷權威的追認的。也因此,武士們的上下關係、權力基礎本來就和所謂的國家權力無關,而是建立在單純的地方利益和武士間的主從關係而已。也因為這樣,後來的戰國時代打得天昏地暗,也不見朝廷對武士們有任何的約束力量。畢竟從鎌倉時代之後,天皇家和朝廷早就成了被奉在廟堂之上作為權威,但卻一點實質力量都沒有的象徵性存在了。

   在德川家從三百諸候裏的一介強雄成為天下共主的過程之中,當然在各地方的軍事勢力中有與其友好、和與其敵對交惡的勢力。在「神君」德川家康創立江戶幕府之後,德川家就不斷地利用各種的措施削弱原來敵對勢力的能量,並不斷加強與德川家有血緣關係或是歷代家臣的勢力。由於德川家康時代的各大勢力還曾經和家康一樣都是大名(日本擁有一萬石以上領地的武士),但是二代將軍秀忠之後,德川家的當主可是自出生以來就和其他大名身分不同了。三代將軍家光的一句「我可是一出生就是將軍了」,就宣告了德川家家天下時代的來臨。德川家同時固定職業、身分世襲的政策,也讓民眾們失去了藉由戰亂和社會動蕩來改變身分地位的機會和野心。這些措施,當然是出自於維持德川將軍家一家安泰的私心。但同時也因為這些措施,間接地造成了日本江戶時期「三百年太平」的安穩時代。

  正由於幕府將軍並非絕對君主,所以其實各藩雖然聽命於江戶,而德川家軍事上的實力也造成各藩難以違抗將軍家的命令。但實際上各藩其實就像無數個小型的地方政權,財政、人事、文化等都完全獨立自主。也就是說,當時日本各地民眾雖然知道在江戶的將軍是最偉大的貴人,但是直接聽命和尊敬的對象卻是統治當地的藩主。而身分固定制度雖然造成了日本某種程度的社會停滯,但是在硬性規定的身分框架裏,追求自己最高的人生價值,也造就了日本流傳至今的行行出狀元、百業皆有大師的敬業文化----既然一生注定只能當個工匠,那就只有在自己的領域裏追求最高的工藝技術。既然一生注定只能當個商人,那就努力鑽研商品和作生意的道理,當個成功的大商人。在這種背景之下,民間教授基礎讀寫技術和計算的私塾大為興盛。而也因為武士之子註定就是武士,所以為了當個稱職的武士,各藩也都設立了專為士族子弟受武士教育的培育機構。結果就是江戶時代的日本,達成了全世界當時最高的平均識字率。而這,也是明治維新得以成功的一大基礎。

  就在這種「必須認命」的前提之下,江戶時代的人們在自己早被決定的領域裏,得以在安定的社會裏發展出自己最大的成果。但是這種和平,卻因為江戶時代末期的美國裴里艦隊來襲而開始動搖。

  江戶時代之前的戰國時代,結束於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兩位英雄,而由另一位英雄德川家康接受了其所有的和平成果。但所謂的統一天下,就像前面提到的,並非是消滅所有敵人,而是壓制這些敵人,由德川家站在權力頂點號令天下各藩。在天下大勢未定之時,與德川家敵對並具有威脅能力的,就是位於九州地方的薩摩(今天的鹿兒島縣)島津家和位於中國地方的長州(主要為今天的山口縣)毛利家。這兩個勢力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失利,而在整個江戶時代都受到德川家的監視、壓迫。但是諷刺的是,結束江戶時代德川家天下的,正好也是這兩個地方為其主力。

  德川家的三百年太平天下,雖然得到了文化發展和社會安定的結果,但是這種以維持一家統治為前提的太平,卻是以內部安定優先而犧牲許多進取性而換來的。比方德川家為了控制各地藩主而設置的「參勤交代」制度,就是要領主和其家屬一年江戶、一年領地的移動居住地。這雖然讓江戶的消費力大增,也讓參勤交代沿路的住宿業、交通業得以發展,但是領主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定期、長期移動,卻也造成了財政上的莫大負擔,以致江戶末期時有許多藩其實都陷入了經濟困境。而為了軍事上的考量禁止馬匹、馬車的移動,重要路段禁止搭設橋樑,以及海防考量而僅准使用近海用船隻等,雖然成就了德川政權的安穩,但卻在幕府末期面對列強用軍事力量要求開國時,顯示出日本這個國家因三百年太平造成的積弱不振。

  面對這種衝擊,因為身分固定而武士階級多已因長期的安穩而失去戰力,幕府因之焦頭爛額的同時,原本就內政獨立的各藩,尤其是向來與幕府關係不佳,被視為「外樣大名」(幕府視為外人的諸候)的各藩開始獨自摸索富國強兵的西化之道。在經過因各種政治主張而產生的暗殺腥風血雨,以及一場場爭奪政權的戰爭之後,在薩摩、長州、土佐(今天的四國高知縣)、肥前(主要為今日的佐賀縣)主導之下,德川家把政權交還給天皇朝廷,完成了所謂的「大政奉還」。

  但在大政奉還、政權回到天皇家之後,已經離開政治舞台中心接近七百年的朝廷,面對連政府軍都沒有的空殼窘境。一直要到數年後的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的實施之後,日本才真正成為一個中央集權的現代國家。而這也象徵了數百年來的地方分治制度,對日本的影響之深遠。也因此,理所當然地日本雖然從各個獨立的小政權集合成了一個「國家」,但各地的民眾,仍然維持著數百年來累積的地方意識。

  在以明治維新為目標的戰役中,想當然爾一定有因為與幕府關係密切而支援德川家的勢力。這些勢力在大政奉還之後,以四個強藩為主體的政府領導之下,自然被視為是「舊賊軍」,在各個領域中,和出身於在幕末戰爭中支持天皇家的勢力者相比都大為不利。這個故事的三位主角出身的松山藩,歷代領主就是出自將軍家近親的松平一族。明治維新後松山藩成為敗者,領主也把改姓為原來的久松氏。但在勝者為王的明治初期,上之雲裏出身松山的三位主角,不僅得面對自己家庭的家計困難,在闖天下的過程中,也背負著這個身為「賊軍」的原罪。



  明治維新雖然成功,但明治初期仍然得面對與列強間的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的困境。而在帝國主義為唯一正義的時代,開國後的日本體質虛弱,隨時有被列強、尤其是俄羅斯併吞的危機。就在這種情勢之下,三位主角和日本這個國家,一起迎接了他們生命中的開化期。